Facebook联合创始人发长文：是时候拆分公司了

Facebook的联合创始人Chris Hughes于5月9日于《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文章《是时候拆分Facebook了》，神译局第一时间编译本文，以飨读者。原文标题It’s Time to Break Up Facebook。

左图为Zuckerberg，图片版权：Jessica Chou／《纽约时报》 右图为Hughes ，图片版权：Damon Winter／《纽约时报》

我上次见到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还是2017年的夏天，就在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丑闻爆发前几个月。我们在门洛帕克（Menlo Park）的Facebook办公室见面，然后开车去了他家。我们在一起呆了一两个小时，还有他正蹒跚学步的女儿在周围走来走去。我们主要谈了政治，还谈了一会儿关于Facebook的事情，以及我们的家庭。当日头渐西，我不得不离开。我拥抱了普莉希拉（Priscilla，马克·扎克伯格的妻子），向马克道别。

从那以后，马克的个人声誉和Facebook的声誉一落千丈。Facebook的错误占据了头条——将数千万用户的数据丢给一家政治咨询公司这种对隐私的草率做法；对俄罗斯特工、暴力言论和假新闻的迟缓反应；对吸引用户更多注意力拥有无限动力。

从我们几个当初在哈佛联合创办Facebook算起，到现在已经15年，而我已经有10年没在这家公司工作了。但我感到一种愤怒，一种责任感。

马克仍然是在大学二年级开学时送父母离开宿舍公共休息室，拥抱他们的那个人；还是那个考试复习拖延症患者；还是那个在派对中排队上厕所时爱上未来妻子的人；还是几年后那个本可以负担得起更好的房子，却还睡在小公寓榻榻米床垫上的人。

换句话说，他是活生生的人。但正是他的人性，让他不受约束的权力成为一个问题。

马克的影响力是惊人的，远远超过任何其他私营部门或政府部门的人。他控制着三个核心交流平台——Facebook、Instagram和WhatsApp，数十亿人每天都在使用它们。Facebook的董事会更像是一个咨询委员会，而不是监督者，因为马克控制着大约60%的投票权。只有马克一个人可以决定如何配置Facebook的算法，它可以决定用户在他们的新闻推送中能看到什么，可以决定用户可以使用什么隐私设置，甚至可以决定哪些消息能够发送。他为区分暴力煽动性言论与攻击性言论制定了规则，他可以选择收购、屏蔽或照抄竞争者，让他们不再具有竞争力。

马克是个善良的好人。但令我愤怒的是，他对增长的关注导致他为了点击量而牺牲了安全和文明。我对自己和早期的Facebook团队感到失望，因为我们没有认真考虑新闻推送算法将如何改变我们的文化、影响选举、赋予民族主义领导人权力。我担心马克身边的团队只会强化他的信念，而不是挑战它们。

政府必须追究马克的责任。长久以来，立法者们对Facebook的爆炸式增长惊叹不已，却忽视了他们在保护美国人、维系自由竞争的市场方面的责任。现在，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随时可能对Facebook处以50亿美元的罚款，但这还不够，Facebook也还没有任命高管负责监管隐私问题。去年马克在国会听证后，应该有人呼吁他真正正视自己的错误，但是那些质疑他的议员们却要承受年龄太大、脱离现实，无法理解技术如何运作的嘲笑。这就是马克希望美国人拥有的印象，因为这意味着几乎不会有什么改变。

我们是一个有着控制垄断传统的国家，不管垄断公司领导人的意图有多好。马克的权力是前所未有的，非美国传统的。

是时候拆分Facebook了。

2018年，马克·扎克伯格在国会山进行听证会。图片版权：Tom Brenner／《纽约时报》

我们已经有了控制Facebook统治的工具，只是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它们。

美国的立国理念是，权力不应该集中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因为我们都容易犯错。这就是为什么开国元勋们建立了三权分立体系。他们不需要预见Facebook的崛起就能理解垄断公司对民主的威胁。杰斐逊和麦迪逊都是亚当·斯密的忠实拥趸，他们认为垄断阻碍了竞争，竞争会促进创新和经济增长。

一个世纪之后，为了应对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崛起的石油、铁路和银行托拉斯，俄亥俄州共和党人约翰·谢尔曼（John Sherman）在国会上提出：“如果我们不能容忍国王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存在，我们就不应该容忍国王管理任何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运输和销售。如果我们不屈服于一个皇帝，我们就不应该屈服于一个拥有阻止竞争能力和定价权的贸易独裁者。”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出台，禁止垄断。20世纪，更多的立法接踵而至，更多监管结构得以建立，以促进竞争，并让最大的公司承担责任。司法部打破了美孚公司（又译“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这样的垄断公司。

对于今天的许多人来说，很难想象政府做对了很多事情，更不用说拆分Facebook这样的公司了。这并非巧合。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一个由经济学家、律师和政策制定者组成的小型但专注的团体播下了我们愤世嫉俗的种子。在接下来的40年里，他们资助了一个由智库、学术期刊、社交俱乐部、学术中心和媒体机构组成的网络，教导新一代年轻人，个人利益应该优先于公共利益。他们的信条很简单：“自由”市场是动态的、富有成效的，而政府是官僚主义的、毫无成效的。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它们基本上成功地将精力充沛的反垄断执法工作打入历史教科书。

这种转变，再加上有利于企业的税收和监管政策，美国经济开启了一段并购时期，创造了多家特大企业。在过去的20年里，从航空到制药，超过75%的美国行业经历了垄断程度的提高，上市公司的平均规模增长了两倍。结果是创业精神下降、生产率增长停滞、价格上涨、消费者选择减少。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社交媒体和数字通信领域。由于Facebook在社交网络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它不需要承担任何基于市场的责任。这意味着，每次Facebook做错了事，我们都会重复一个令人筋疲力尽的模式：先是愤怒，然后失望，最后听之任之。

Facebook和它统治地位的建立

时间拨回2005年，当时我在Facebook第一间办公室里，我看到一则新闻：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新闻集团（News Corporation）将以5.8亿美元收购社交网站Myspace。顶灯关着，我们一群人敲击着键盘，21岁的脸庞被屏幕的光芒照得半明半暗。我听到“哇”的一声，然后这个消息由美国在线即时通讯（AOL Instant Messenger）悄无声息地传遍了整个房间。我的眼睛睁大了。真的？5.8亿美元？

Facebook正在与Myspace竞争，尽管是间接的。当时我们关注的是大学生，但我们是实名制的，而Myspace则是虚拟的。我们的用户更加活跃，每天都会访问（如果不是每小时都访问的话）。我们相信Facebook在质量上超过了Myspace，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和资金，就能轻易取代它。如果Myspace值5.8亿美元，那么Facebook的估值至少会翻番。

随着社交媒体成为一项大业务，记者们一直在密切关注。

从我们最初的日子起，马克就用“统治”这个词来描述我们的野心，丝毫没有讽刺或谦卑的意味。当时，我们与许多社交网络竞争，不仅是Myspace，还有Friendster、Twitter、Tumblr、LiveJournal等。打败他们的压力刺激了创新，并催生了Facebook的许多特色：简洁漂亮的界面、新闻推送、与真实世界身份的联系等等。

正是这种竞争的动力导致马克多年来收购了数十家其他公司，包括2012年收购Instagram和2014年收购WhatsApp。在我看来，这些举动没有任何不道德或可疑之处。

我记得，就在Myspace出售的那个夏天，有天晚上我和马克下班后开车回我们和几个工程师、设计师一起住的房子。我当时坐在副驾驶座，这辆英菲尼迪越野车是我们的投资者彼得·蒂尔（Peter Thiel）为马克买的，为了替换马克之前驾驶的那辆不可靠的二手车。

当我们在瓦尔帕莱索大道右拐时，马克承认他感到的巨大压力：“现在我们雇了这么多人……”他慢慢地说，“我们真的不能失败。”

Facebook从一个在我们宿舍和混乱的度假别墅里开发的项目，变成了一家拥有律师和人力资源部门的严肃公司。我们有大约50名员工，他们靠Facebook吃饭。我凝视着窗外，心想：

2004年，克里斯·休斯（右）和马克·扎克伯格（左）在哈佛校园。图片版权：Rick Friedman

十多年后，Facebook得到了统治地位。它的估值是五万亿美元，据我估计占据了全球社交网络收入的80%以上。它是一个强大的垄断企业，令所有竞争对手都黯然失色，并将竞争从社交网络大类中抹去。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即使在2018年这个负面新闻遮天蔽日的年份，Facebook的每股收益也比前一年惊人地增长了40%。（利益相关：2012年，我变现了我在Facebook的股份，且我没有直接投资任何社交媒体公司。）

Facebook的垄断也体现在它的使用统计数据上。大约70%的美国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其中绝大多数会使用Facebook产品：超过三分之二的人使用Facebook，三分之一的人使用Instagram，五分之一的人使用WhatsApp。相比之下，使用Pinterest、LinkedIn或Snapchat的人不到三分之一。以轻松愉快的娱乐活动开始，Facebook现在已经成为各个年龄段的人在网上交流的主要方式。

统治市场：Facebook平台上的用户总数远远超过任何竞争对手。  图注：这些数据不一定反映独立用户。它们基于月活跃用户、活跃帐户或月独立访问者，统计截止到4月份。 数据来源：Hootsuite和We Are Social发布在DataReportal.com的报告 制图：《纽约时报》

即使人们想退出Facebook，他们也没有任何有意义的选择，正如我们在剑桥分析丑闻之后看到的那样。由于担心自己的隐私、对Facebook的诚信缺乏信心，世界各地的用户发起了一场“删除Facebook”运动。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数据显示，四分之一的人通过手机删除了自己的账户，但很多人只是暂时删除。我听到不止一个朋友说，“我要完全离开Facebook了——感谢上帝让世界有了Instagram”，却没有意识到Instagram是Facebook的子公司。最终，人们并没有完全离开这个平台。毕竟，他们还能去哪里呢？

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失误

Facebook的统治地位并非历史偶然。显而易见，该公司的战略是击败所有竞争对手，监管机构和政府对此心照不宣，有时还明确表示赞同。2011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发布了一项合意判决：除了用户已经同意的隐私之外，禁止Facebook分享任何隐私信息。这是政府为数不多几次试图控制该公司的尝试之一。Facebook基本上没有理会这项判决。上个月，该公司在财报电话会议上预测：它将需要支付高达50亿美元的罚金作为对其疏忽大意的惩罚——这只是轻微的惩罚。就在第二天，Facebook股价飙升7%，市值增加300亿美元，是罚款金额的六倍。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最大的错误是允许Facebook收购Instagram和WhatsApp。2012年，新平台开始紧追Facebook，因为它们是为智能手机而设计的APP，而Facebook在智能手机领域仍在苦苦挣扎。马克的反应是买下它们，联邦贸易委员会批准了收购。

Instagram和WhatsApp都没有任何可观的收入，但都非常受欢迎。收购Instagram保证了Facebook将保持其在照片网络领域的统治地位，而WhatsApp则让Facebook进入了移动实时通讯领域。如今，Instagram和WhatsApp的创始人在与马克就平台管理发生冲突后离开了公司。但他们开创的资产仍属于Facebook，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Facebook近期的增长。

2016年，马克·扎克伯格在Facebook的一次会议上介绍了该公司的10年路线图。图片版权：Eric Risberg／美联社

当Facebook还没有获得主导地位时，它就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将竞争对手拒之门外，或者复制（不客气地说，剽窃）它们的技术。

据报道，新闻推送算法会优先选择Facebook上的视频，而不是YouTube和Vimeo等竞争对手的视频。2012年，Twitter推出了一个名为Vine的提供6秒钟视频的网站。同一天，Facebook屏蔽了Vine上的一项功能，该功能允许用户在Vine上搜索他们的Facebook好友。这一举措阻碍了Vine的发展，四年后它不得不关门大吉。

Snapchat同样也被Facebook视为眼中钉、肉中刺。Snapchat的故事和瞬息万变的消息选项，对Facebook和Instagram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与Vine不同的是，Snapchat并没有与Facebook的生态系统融合，故而Facebook也没有明显的方法对该公司使绊子或将其拒之门外。所以Facebook简单粗暴地复制了它的模式。

事实证明，Facebook的复制非常成功，而Snapchat却饱受损失。在2016年的一次全体会议上，马克告诉Facebook的员工，不要因为骄傲而妨碍了用户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据《Weird》杂志报道，“扎克伯格此举传递的信息成为了Facebook的一个非正式口号：‘既要敢于骄傲，也要敢于照抄（Don’t be too proud to copy）’。”

（而监管机构对此几乎无能为力：虽然Snapchat申请了专利，但版权法并不适用于抽象概念本身。）

因此，潜在的竞争对手无法筹集到资金来挑战Facebook。因为投资者们都意识到，如果一家公司前脚刚崭露头角，Facebook后脚就会复制它的创新或者以相对适中的价格收购它。因此，尽管经济持续扩张，人们对高科技创业企业的兴趣日益浓厚，风险资本投入激增，公众对Facebook的反感日益加深，但自2011年秋季以来，还没有哪家可以与Facebook分庭抗礼的大型社交网络公司出现。

随着市场变得更加集中，创业公司的数量也在下降。在其他由单一公司主导的高科技领域也是如此，比如搜索领域——由谷歌（Google）控制，和电子商务领域——由亚马逊（Amazon）控制。但与此同时，在没有垄断统治的领域——比如在工作场所生产率领域（Slack、Trello、Asana）、城市交通领域（Lyft、Uber、Lime、Bird）和加密货币领域（Ripple、Coinbase、Circle）——却出现了许多创新。

我不怪马克追求统治地位。他那种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行为，不外乎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企业家对道德的漠视罢了。然而，他创造了一个庞然大物，视创业精神为无物，限制了消费者的选择。我们的政府有责任确保那只看不见的手能够时刻挥舞着自由市场的大旗。我们怎么能让这样的垄断行为在一个公平和竞争的市场上横行霸道，如入无人之境？

失去活力的市场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除非有足够的证据显示消费者被迫支付了过高的价格，否则法庭在拆分公司或阻止并购方面变得越来越犹豫。但是，对消费者是否经历过哄抬物价的狭隘依赖，使得法庭疏于考虑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全部成本。它没有认识到，我们也希望市场具有竞争力以鼓励创新和保持优势地位。这也许与当时的反垄断法潮流相悖。上世纪80年代，AT&T和IBM遭遇了两起重大反垄断诉讼，理由是它们利用自己的规模优势扼杀创新，打压竞争。

正如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法学教授Tim Wu所写的，“把对价格影响的高度关注作为衡量所有反垄断行为的标准的意图，其实对法律本身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Facebook是一个可以扭转这一趋势的完美案例，因为Facebook的盈利来自针对用户的广告，这意味着用户不需要为使用该服务付费。但它实际上不是免费的，当然也不是无害的。

Facebook的商业模式建立在尽可能吸引用户注意力的基础之上，鼓励人们创造和分享更多关于他们是谁以及他们想成为谁的信息。其实Facebook收割的是我们的数据和注意力，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衡量，我们付出的代价都不便宜。

我曾是最初的新闻推送团队的一员（专利上还有我的名字呢），现在这个产品每年都会吸引数十亿小时的注意力，并获取大量未知的数据。Facebook用户平均每天要在这个平台上花一个小时；而Instagram的用户每天起码会花53分钟来浏览图片和视频。在此过程中，他们自然制造了大量的数据——除了点赞，还有他们观看特定视频的时间——Facebook利用这些数据来优化其针对特定用户的广告。据《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测试显示，Facebook还在大多数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从合作公司和应用程序中收集数据。

我的儿子现在有一岁了。有那么几天，我躺在他旁边的地板上，而他在玩他的恐龙玩具，我发现自己无意识地刷着Instagram，想看看后面新的照片是否会比前面的那些照片更好看。但我突然回过神来：“我这是在做什么？”我明明意识到这么做对我和我儿子都不好，我却还是打开了Instagram。

马克·扎克伯格在上个月的一次大会上展示新功能。图片版权：Amy Osborne／法新社-Getty Images

虽然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但我感觉自己别无选择。Facebook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贪婪地汲取着我们的注意力和数据，而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只能束手就擒。

我不得不遗憾地指出，曾经推动Facebook和其他社交媒体公司竞相推出更优质的产品的充满活力的市场实际上已经消失了。这不仅意味着如今的创业公司能开发更健康、剥削性更少的社交媒体平台的机会也更少了，还意味着对隐私保护等敏感问题的侵犯更加肆无忌惮了。

就在上个月，Facebook似乎还试图掩盖它以纯文本格式存储了数千万用户密码的丑闻，而这些密码甚至毫无保护地暴露在数千名Facebook的员工面前。竞争本身并不一定会刺激隐私保护——监管是确保问责制的必要条件——但Facebook对市场的锁定，使得用户根本无法通过转移到其他平台来进行抗议。

Facebook最大的麻烦在于马克单方面控制言论的能力。

马克有能力监控、组织甚至审查20亿人的谈话，如此史无前例的能力给他带来了生杀予夺的权力。

Facebook的工程师们编写算法，选择哪些用户的评论或体验最终会显示在朋友和家人的新闻提要中。这些算法规则不仅针对性强，而且非常复杂，以至于许多Facebook员工自己都没法理解，换句话说，他们亲自创造了一头自己根本无法驾驭的怪兽。

2014年的时候，这些算法规则还只是意在诱使用户们点开标题增加流量。等到了2016年，它们已然能够促使边缘政治观点和假新闻在网络空间横行无忌，使得俄罗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有了操纵美国选民的可乘之机。2018年1月，马克宣布，这些算法有利于朋友之间分享的非新闻内容，以及消息源“可信”的新闻，而他手下的工程师们更倾向于将后者视为“政治、犯罪、悲剧”一类的东西，这让很多人感到困惑。

Facebook通过雇佣数千名承包商来执行马克和高管制定的规则，回应了外界对其管理言论方式的诸多批评。经过几周的培训，这些承包商决定哪些视频可以算作仇恨言论，哪些视频可以算作自由言论，哪些图片是色情图片，哪些图片是艺术图片，哪些直播因为过于血腥暴力而不得播出。（《The Verge》报道称，亚利桑那州的一家供应商雇佣的工作人员，年薪仅有2.88万美元，休息时间极为有限，且由于工作性质和压力过大面临着严重的精神健康风险。）

柏林一个Facebook内容审核中心，员工在标记仇恨言论。图片版权：Gordon Welters／《纽约时报》

在Facebook的“作战室”里，员工们监控着与选举相关的内容，里面有巴西总统候选人的照片。图片版权：Jeff Chiu／美联社

好像Facebook显得自己算法不透明还不够似的，去年我们了解到，Facebook高管已经永久性地删除了自己在平台上的信息，理由是担忧公司安全。当我现在再看自己和马克多年来在Facebook上的消息时，只剩下一长串我自己的话了，显然，他曾经发给我的话已经如泥牛入海一般无影无踪了。（顺便说一句，Facebook现在向所有用户提供这项功能。）

Facebook操纵言论的最极端例子发生在2017年末的缅甸。马克在接受Vox采访时说，他本人做出了删除Facebook用户鼓励种族灭绝的私人信息的决定。“我记得是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我接到一个电话，”他说，“我们发现用户们试图通过Facebook Messenger向冲突的双方传播耸人听闻的信息，差不多就是煽动穆斯林说，‘嘿，佛教徒想挑事儿，赶紧抄起你的家伙到哪哪哪去。’然后佛教徒那边也是一样。”

然后马克打了个电话：“把这些信息全都删掉。”虽然大多数人会同意他这一决定的正当性，但让人深感不安的是他做出这一决定时没有向任何独立的权威机构或当局负责。从理论上讲，如果Facebook领导层不喜欢哪一位美国人的信息，它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将这些信息全部删除。

马克过去坚持认为，Facebook只是一个“社交工具”，是一个可以让人们随心所欲交流的中立平台。但现在，他认识到Facebook虽然是一个平台，但是无法保持中立，因为它不可避免地要就价值观做出决定。该公司自己的律师在法庭上辩称，Facebook将自己归为出版行业的一员，自然有权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

当然，在Facebook总部，没有人刻意选择让每个美国人醒来时看到哪些新闻故事。但他们确实能够决定这是一篇来自知名媒体的文章，还是《The Daily Show》上的一段视频，亦或是朋友婚礼上的一张照片，甚至是一段极具煽动性的杀人宣言。

马克知道这份权力带来的担子有多重，他也在寻求新的战略，以试图减轻它。他将Facebook的重点转向鼓励私人加密信息，而Facebook的员工看不到这些信息，因此也就没法控制它们了。其次，他希望监管机构和其他行业高管能以一种友善的态度监督自己。

去年年底，他提议成立一个独立委员会，负责处理社交媒体平台在内容审核方面做出的艰难决定。马克认为，它将为Facebook的决定提供独立的审查意见，如果用户不同意，完全可以上诉。但委员会的决定不具有法律效力，因为公司将自愿参与其中。

今年3月，他在《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议员们经常告诉我说，我们在决定用户言论方面拥有太多的权力，我同意这种说法。”他甚至比以前走得更远，主动呼吁政府加强监管——不仅是在言论方面，而且在隐私和互操作性方面，以前确保消费者能够顺利地将自己的个人资料、朋友关系、照片和其他数据从这个网络平台转移到另一个网络平台。

我不认为这些建议的初衷怀揣恶意。但我确实认为这是为了阻止监管机构拆分Facebook而不得不做出的姿态。Facebook并不害怕更多的规则约束，它害怕的是反垄断调查，害怕真正的政府监管会带来的责任。

我们不指望僵化的规则或委员会来监管制药公司、医疗保健公司、汽车制造商或信用卡供应商。政府机构监督这些行业是为了确保私人市场能够为公共利益服务。在这些情况下，我们都明白，政府不是干预有机市场的外部力量，而是确保一个充满活力和机会公平的市场成为可能。对于社交网络来说同样如此。

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反垄断法拆分Facebook

2006年夏天，雅虎（Yahoo）出价10亿美元，想要从我们手中收购Facebook。我非常想让马克答应下来。即使是我在公司里的那一小部分股份，也能让我腰缠万贯。对于一个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小镇的22岁的靠奖学金度日的学生来说，数目如此巨大的一笔钱简直难以想象。我不是唯一一个想让马克点头的人——公司里几乎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想法。

但在Facebook公开谈论此事是个禁忌。当我们终于有机会单独相处时，我问马克说：“你对雅虎的提议怎么看？”结果，他耸了耸肩，只告诉了我一句话：“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想为雅虎的首席执行官Terry Semel工作。”

除了在大学里做过几次零工外，马克几乎从从不甘居人下，他才是自己的主人。我自己也不太喜欢这个主意，但我也不介意以有个老板的代价来换取一大笔钱。马克的干劲明显更大了。统治的吸引力任谁也无法拒绝，由此带来的忙碌和充实也令人欲罢不能。

马克·扎克伯格在公司上市当天敲响了纳斯达克的开市钟。图片版权：Spencer Platt／Getty Images

也许马克是永远不会有老板的，但他需要时刻审视自己手中的权力。美国政府需要做两件事：打破Facebook的垄断，然后对该公司进行监管以确保它对美国人民更加负责。

首先，Facebook应该被拆分成多家公司。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可以在美国司法部的配合下，通过撤销Facebook对Instagram和WhatsApp的收购——并在未来几年禁止此类收购——来执行反垄断法。其实联邦贸易委员会在一开始就应该阻止这些合并的，但现在采取行动还为时不晚。纠正错误决定也不是没有先例可循——就在最近的2009年，Whole Foods还通过出售几年前收购的Wild Oats品牌和门店，解决了反垄断投诉。

有一些证据表明，我们可能正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参议员Elizabeth Warren呼吁拆分Facebook。今年2月，联邦贸易委员会宣布成立一个特别工作组，监控科技公司之间的竞争，并审查之前的合并。

该怎么拆分Facebook呢？可以给Facebook一小段时间让它剥离Instagram和WhatsApp的业务，这三家公司将成为不同的公司然后上市。Facebook的股东可以持有新公司的股票，但应该把马克和其他高管持有的管理股份剥离出来。

直到最近，WhatsApp和Instagram还被作为母公司内部的独立平台管理，这一现实应该会让拆分过程变得更容易一些。但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Facebook正在迅速整合这三家公司，这会给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拆分工作增加不少难度。

拆分Facebook益处多多

一些经济学家怀疑，拆分Facebook是否会带来设想中的竞争，因为Facebook是一种“自然”垄断。在自然垄断原本出现在供水系统和电网等领域，进入这些领域的成本非常高——因为你必须铺设管道或电线——但增加每一个额外客户的成本越来越低。换句话说，垄断是自然产生的，而不是企业的非法操纵造成的。此外，自然垄断的捍卫者经常声称，自然垄断有利于消费者，因为企业能够以比其他任何新进入者都低的成本提供服务。

Facebook的用户越多，它的价值就越大：用户可以建立更多的联系，可以分享更多的内容。但进入社交网络行业的成本并不高。而且，与管道和电力不同的是，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只有一家占主导地位的社交网络公司会让国民受益。

Facebook上的用户越多，它就越有价值。图片版权：Jim Wilson／《纽约时报》

还有一些人担心，Facebook或其他美国科技公司的拆分解体可能会成为一个国家安全问题。他们表示，因为人工智能的进步需要大量的数据和计算能力，只有像Facebook、谷歌和亚马逊这样的大公司才能负担得起这些投资。如果美国的科技公司规模缩小，可能会在与国外对手的竞争中处于下风。

这些关切虽然严重，但不能成为不采取行动的理由。即使在拆分之后，Facebook仍将是一家利润丰厚的企业，拥有数十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投资新技术，而一个更具竞争力的市场只会鼓励这些投资。如果国外的企业真的领先了，我们还可以让政府投资研发领域，并采取贸易政策——就像它今天所做的那样——保持我们的优势。

对政府来说，拆分Facebook的成本将接近于零，同时会让许多人在经济上获益。禁止短期收购能有效确保竞争的存在，打造出一个蓬勃发展的空间，与此同时，数字广告商也会突然间有多家公司可以选择，更不要说跃跃欲试的投资人们了。

就连Facebook的股东也可能从中受益，这个已经在过去的历史里得到了证明。在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被拆分的一年内，这些公司的市值翻了一番，几年后又增长了5倍。1984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被拆分10年后，从它的废墟中诞生的新公司的市值增长了两倍。

但最大的赢家将是美国人民。想象一下，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他们可以从一个提供更高隐私标准的网络平台、一个收费但几乎没有广告的网络平台以及一个允许用户根据自己的意愿定制和调整的网络平台中做出选择。没有人确切地知道Facebook的竞争对手会提供什么服务来让自己与众不同，这就是关键之所在。

司法部在上世纪50年代也曾面临类似的问题，其中涉及到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社会成本和福利。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垄断了电话服务和电信设备。政府根据反垄断法提起诉讼，此案最终以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公布其专利，并不再向新生的计算机行业扩张而告终。这导致了创新的勃发，大大增加了后续专利的数量，并导致了半导体和现代计算机行业的飞速发展。如果没有反垄断行动带来的竞争市场，我们很可能到现在都享受不到iPhone或笔记本电脑这样的产品。

亚当·斯密是对的：竞争促进增长和创新。

保护隐私、制定言论准则

仅仅拆分Facebook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一个由国会授权的新机构来监管科技公司，这一新机构的首要任务应该是保护隐私。

欧洲人在隐私保护方面取得了进展，出台了《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该法律保证了用户得以享受最低程度的保护。美国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隐私法案应该明确规定美国人对自己的数字信息拥有何种控制权，要求科技公司向用户提供更清晰的信息披露，同时为该机构提供足够的灵活性以便其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实施有效的监督。

最后，该机构应该为社交媒体上可接受的言论制定准则。这个想法可能看起来不那么美国——我们永远不会支持政府机构审查言论。但我们已经限制了在拥挤的剧院大喊“着火了”、儿童色情、意在挑起暴力的言论以及操纵股价的虚假言论。我们将不得不创建类似的标准以限制科技公司为非作歹。这些标准当然应该受到法院的审查，就像任何其他限制言论的规定一样。但是宪法并没有赋予任何人骚扰他人或直播暴力的权利。

这些都是艰巨的挑战。我担心监管机构将无法跟上数字创新的步伐。我担心更多的社交网络竞争可能导致一个保守的Facebook和一个自由的Facebook，或者如果政府监管不力，未来出现的社交网络平台可能不那么安全。但坚持现状会无疑更糟糕：如果不是代表公众利益的人民公仆来制定这些政策，企业就会抢先一步，喧宾夺主。

2018年4月，两天多时间里，近100名立法者对马克·扎克伯格进行了质询。图片版权：Tom Brenner／《纽约时报》

一些人怀疑，考虑到联邦法院对反垄断行动的敌意，拆分Facebook的努力能否在法庭上取得胜利，或者本届分裂的国会是否能够凝聚足够的共识，成立一个社交媒体监管机构。

但即使拆分和监管也不可能立竿见影，仅仅做出拆分和监管的努力也会使得这些科技公司有所收敛。政府对微软（Microsoft）的诉讼——非法利用自己在操作系统的垄断地位迫使用户使用其IE浏览器——于2001年结束，当时George W. Bush政府放弃了拆分该公司的努力。然而，那次起诉确实有效地遏制了微软称霸网络的野心。

同样，美国司法部上世纪70年代起诉IBM非法维持其在个人电脑销售领域的垄断地位也以僵局告终。但在此过程中，IBM不得不改变了自身的许多行为。该公司停止了硬件和软件的捆绑销售，在个人电脑上选择了一种极其开放的操作系统设计，同时减少了过去对供应商过多的控制。Wu教授在书中写道，这次经历让IBM避开了“任何可能有反竞争之嫌的行为，以免增加针对它的指控。”

所以，即使是对Facebook不成功的诉讼，我们也可以期待同样的结果。

最后，对Facebook的诉讼也可以“杀鸡给猴看”，让谷歌和亚马逊等其他巨头三思而后行，不敢轻举妄动，不去扼杀它们所在行业的竞争，因为它们担心自己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如果政府利用这一时机重新推出一种有效的竞争标准，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待“免费”产品的全部成本，可能会使整个行业获益。

但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Facebook的垄断地位将变得更加稳固。在掌握了世界上大部分个人通信的情况下，Facebook能够通过挖掘这些数据的模式和趋势，使其在未来几十年相对于竞争对手具有优势。

我只恨自己这个警钟敲的太晚。在Facebook工作所获得的经济回报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即使在我把钱花光之后，我仍然怀着敬畏的心情看着这家公司的成长。2016年大选的余波和剑桥丑闻让我意识到Facebook垄断的危险。

要求Facebook和其他垄断企业负起责任来的时代可能正在开始。群众的愤怒正在增长，不可忽视，新的有志之士已经出现。在国会山，众议员David Cicilline对调查垄断问题兴趣颇浓，参议员Amy Klobuchar和Ted Cruz也加入了参议员Warren的行列，呼吁加强监管。前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主席Jason Furman等经济学家正在公开谈论垄断问题，Lina Khan、Barry Lynn和Ganesh Sitaraman等一众法律学者也在谋划更为公平的未来。

这些人民公仆、学者和活动家掀起的运动值得我们支持。马克·扎克伯格无法使Facebook变得更好，但我们的政府可以。

Chris Hughes，Facebook联合创始人，现在是经济安全项目（Economic Security Project）的联合主席，也是罗斯福研究所（Roosevelt Institute）的高级顾问。